2月13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“对等贸易和关税”备忘录,宣布对等关税的同时,也将增值税引入视野。增值税本身具有贸易中性配资杠杆10倍,但与其他手段搭配,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实际汇率贬值效果。
对等关税的目标:从关税到财税,瞄准财政贬值
通过对等关税,特朗普将关税争端引入到财税领域。2月13日,特朗普签署《对等贸易与关税备忘录》,宣布将审查所有贸易伙伴的非互惠待遇,将增值税视为贸易壁垒之一,在完成调查后,将可能综合考虑关税及增值税,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。增值税具有贸易中性,对出口商品实行退税,避免对出口产品的双重征税,是国际贸易中的通用规则。但特朗普认为,增值税调节了商品价格,对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造成不利影响,其关注点可能不在单个税种上,而是着眼于整个税制体系。
关税搭配增值税,能够在不调整汇率的情形下,模拟货币贬值的效果,也就是财政贬值。进口环节关税(或增值税),可抬高进口商品价格;出口环节增值税出口退税(或减少企业所得税),可降低出口品成本及价格。优势是无需调整货币政策,即可增强本国商品的竞争力。这种税制搭配相当于货币贬值的效果,主要依赖的是增值税的进出口价格调节作用。此外,增值税同时也能够降低生产环节税负,因而也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,截至2025年,全球已有175个国家使用增值税。
财政贬值尤其适用于欧元区等汇率政策受限制的国家。欧元区作为货币联盟,各国不能依赖货币贬值改善贸易平衡。历史上,欧元区国家为提高出口竞争力,主要手段是财政贬值:提高增值税的同时,降低个人所得税或社保缴费率。2007年,德国将增值税从16%提高到19%,并将企业的社保缴费率从6.5%削减到4.2%,出口得到扩大。2012年,西班牙减少企业社保缴费,提高了增值税,使得实际有效汇率贬值0.7%,出口增长了2%,GDP增加了约1%。
由于缺少增值税的配合,美国难以直接实现财政贬值,现有税制体系在全球贸易中处于竞争劣势。美国是少数实行单阶段销售税的国家之一,且美国销售税仅在州层面征收,联邦层面没有销售税。这种税制安排相当于在进出口环节放弃了价格调节阀门。在高利率的前景下,特朗普政府也在急切寻找绕过美联储,实现美元贬值的路径。
美国财政贬值三步走战略
为绕过美联储,实现财政贬值,美国税收战略或分三步走实施:第一步,增加关税,拉高进口品价格;第二步对内减税,降低企业生产成本;第三步,可能重新启用纳瓦罗2017年提出的“边境调节税”,模拟增值税的出口退税效果,降低出口商品价格。边境调节税主张对进口商品按美国消费税税率征税,同时对出口商品免税,以此模拟增值税效果,抵消美元的实际汇率劣势。
截至2025年2月,第一步关税策略已在实施,第二步减税已在国会提出法案。第三步边境调节税实施难度较大,但即使无法达成,仅依赖关税与减税,也能实现财政贬值,部分达成美元实际汇率贬值效果。
在三步走战略实施的过程中,对等关税可针对性抬升进口商品价格。美国与他国的关税税率差距并非体现在所有产品,而是主要由个别产品贡献。韩国关税比美国高10.1%,对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征收高达500%的关税;巴西的平均农业关税为14%,美国为5%,影响了价值8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产品;在汽车进口方面,欧盟对进口汽车征收10%的关税,而美国对进口汽车征收2.5%的关税。
对等关税由于面向美国所有贸易伙伴,具有普遍性,带来的关税收入可直接决定财政贬值能否成功,关税可谈判性可能低于外界预期。从欧洲的经验来看,财政贬值能否成功实施,取决于能否保持赤字中性,避免赤字大幅扩张,否则可能引发通胀问题。由于特朗普的减税规模或达到4.5万亿美元的量级,仅依赖加、墨及对华关税仅有1110美元的关税收入,或倒逼美国对盟友的关税力度上升。仅从关税税率看,2022年,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关税税率差为11.5%,其次是韩国10.1%,土耳其9.4%。考虑增值税后,欧盟整体增值税与美国的差距为21.7%,英国20%,印度18%,日本10%。综合增值税和关税后,对等关税主要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为印度、土耳其、欧盟、韩国、英国等,美国盟友虽占多数,但站在美国整体的税收战略来看,对盟友关税的可谈判性可能低于外界预期。
难以达成实际汇率贬值效果
美国版财政贬值能否达到绕过美联储,达成实际汇率贬值目的,取决于四个因素。
一是维持财政中性。2012年西班牙增值税上调2%,工资税削减3.5%,未扩大财政赤字,使得GDP增长0.74%,是一个成功的案例。
二是控制加税的价格传导。关税或增值税的提高可能被迅速反映到消费者价格中,抑制需求。如2007年德国上调增值税的同时,下调工资税,虽然提振了出口,却导致通胀抬升及GDP下跌。
三是工资具有向下的可调节性,对外关税,对内减税,可能导致工资上涨,从而削弱出口的价格优势,因而在工资黏性显著的经济体中,财政贬值效果可能更差。
四是贸易伙伴的反应。财政贬值可能伴随贸易关系的紧张,特别增加进口关税及扩大出口补贴,削弱财政贬值的预期效果。
现阶段,上述条件对美国而言或均难以成立。
短期内,对等关税或带来直接的负面效应,导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上升8至16个点。对等关税的执行可能分为三种情形,情形一仅对印度、欧盟等部分重点国家实行关税对等,或导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上升8.2个百分点至10.4%;情形二为全面对等,可能导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提高9.8个百分点至12%;情形三为全面对等的基础上,对中国加征60%关税,或导致美国平均关税上升至19%。
(赵伟系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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